“据文求义”与“惟凭《圣经》”是中西方“经学变古时代”极富挑战意义的诠释学方法和命题。为了反对各自经学传统的“繁琐”与“破碎”，欧阳修和马丁·路德均以捍卫或重申“圣经权威”为己任，并且都在这一诠释诉求下选择了“经义显明”的释经策略。而在具体的解经操作中，两位经学变古者又假借某种“单一”的“本义观”，以摆落各自经学中的“四重意义说”。然而，由于“本义观”的“先行”及其内在的“二元性”——圣人之志/诗人之意、灵意/字句，“据文求义”与“惟凭《圣经》”亦在信仰与理解的诠释循环中反转为“据义求文”。